“数钱论英雄”是自取其辱

律师职业之高贵，乃在于集政治使命、法律智慧、商业运作、文化品味于一体。——均衡实现律师的法律、政治、商业、文化价值而非一味追求律师费，是律师、律所乃至律师行业的正道。

律师服务一切人但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律师费是律师保障职业独立与自由、实现职业价值与尊严的前提与保障。律师既要能“站着把钱挣了”，也要学会“体面地把钱赚了”。——理性规制律师收费，必须坚守律师职业伦理、尊重市场规律与律师职业发展规律。

针对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数钱论英雄”问题，著名律师李大进先生提出“李大进之问”：律师的商业化、律所的商业化，何时是个头？律师在追求律师费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乃至历史使命？——阿呆曰：从整体上说，中国律师行业年律师费总额至今不过五百亿，仅仅相当于中国排名第一百三十名左右的一家企业；从个体上论，“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律师的价值主要不体现在钱上，律师行业“数钱论英雄”是自取其辱。从律师业生存发展的理念到对律师、律所的评判标准，从职业营销到处理业务，律师都应当摆脱以律师收费为主要甚至单一导向的评价机制，坚守法律人的职业底线与操守，均衡实现律师法律智慧、政治使命、商业能力与文化品味的有机统一。 

——题记

 

文/吕良彪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阿呆按】本文原系阿呆2006年12月于北京律协《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后以《律师收费：利益主体间平衡的艺术》为题载《中国律师》杂志2006年第十二期。——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近来北京等地政府有关部门再一次“关心”律师收费问题并作出相关规定，大有继续将律师“法律民工化”之势。阿呆看来：律师收费事关这一行业的命运，收费行为的高尚与规范是中国律师提升行业地位保持职业尊严的必然要求，收费标准高低理应是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之下律师与客户博弈的理性结果。律师行业理当自律，政府亦应给予社会必要的信任与宽容。

张思之：49年以来最有资格堪称伟大的中国大陆律师——显然，他，绝对不会太挣钱

 

一、律师常因金钱多受调侃、诟病，抹黑律师多始于指责律师收费

 

诸如“唯恐天下不乱”、“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发黑心财的皮条客”之类的诟病一直与律师职业如影随形。当年《中青报》抹黑李庄时，最黑一招便是捏造出所谓李氏八字真言“够黑、钱多、人傻，速来”——警察将据称流传于小姐之间的玩笑短信，转嫁栽赃到李庄头上再由媒体发布出来，首先便是拿所谓李庄作为律师对金钱的贪婪说事。 

 

李庄案庭审过程中，法庭外有人有组织地打出横幅貌似“正气凛然”实则龌龊无比质问“律师和金钱是什么关系？！”——也许他们不会想一想，此类事件幕后最大的主谋，老婆本身就是律师。而当湖南杨金柱律师在李庄案庭审时来到重庆期间，同样又有一批人有组织地打着“黑律师”横幅，莫名其妙地声称要代表龚刚模甚至代表人民群众向杨金柱律师索要据称被李庄“骗”走的律师费？！

 

而国家有关部门对于律师的“管理”，亦常常在于对于律师收费的限制性规定。典型者如2006年12月1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律师收费的规定开始实施。各地结合本地情况，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这些规定一是规范律师收费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二是制定律师法律服务的收费标准。无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政府管理行为，必将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律师收费，天经地义——律师费是律师保持职业独立实现职业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律师业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对律师费的追求；律师费是律师社会影响力最为客观的表现之一，是律师得以保持思想、人格与职业独立的基本保障，是律师实现其行业价值与律师个人价值的基本保障。

对于经济基础和实力都太弱的中国律师而言，更必须理直气壮、想法设法地努力拓展律师费渠道与领域。——律师既要挣钱，也要能赚钱。既要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才干挣钱，也要通过财产性的投资赚钱。律师费如果不构成一个律师居家生活的主要来源时，律师的职业独立性、坚强性无疑将要好得多得多。

 

律师同样也都是付出自己的智慧与劳动，赢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从本质上说，律师费与公务员工资、商人利润、农民收成等并无二致。但律师的付出，多是基于长期学识、技术、专业积累之上的非物质智力成果。而中国传统理念中，对非物质成果的价值认可与保护，是非常排斥的。也就是说，律师往往干完了活劳动价值却不被认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某大型电视机厂显像管功能极不稳定，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仍然无法解决。后来一位工程师过来简单看了看，然后画了一条线，说：按这个位置去掉一个线圈。厂家照办，果然解决了质量问题。但当工程师开来账单一万块时，厂家大呼专家黑心，画条线就收那么多钱。——专家回复：画线，一美元；找到这个地方，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而中国律师不仅存在非物质成果难被市场认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律师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水准，还非常不如人意。律师界本身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诸如法言法语、专业术语与文本、法律资质要求等方式进行职业保护。

 

三、“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律师的价值主要不体现在钱上——“数钱论英雄”是律师职业的自我矮化

 

律师是政治人、法律人、文化人与商业人的综合体：律师职业有商业因素在内，但律师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商人。——律师业的发展要求律师不应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尤其必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近年来，无论律师、律所还是行业，都出现某种“数钱论英雄”、“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业内乃至社会对律师、对律所的评判标准，首先是每年能创造多少律师费？律师、律所管理者，在一起探讨的是如何拓展业务？如何实现商业化的流程管理？——针对此类现象，著名律师李大进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李大进之问”：律师的商业化、律所的商业化，何时是个头？律师在追求律师费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乃至历史使命？

 

其实，从整体而言：中国律师业近两年整体律师费总额每年约五百亿，营业额与中国五百强企业排名约一百三十名左右的一家企业相当。从个体而言：绝对是“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显然，律师的社会价值主要不在钱上。“数钱论英雄”是对律师职业的自我矮化。律师的价值，绝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以其所创造的律师费多少来衡量：法治社会的律师，以其作为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公民权利制约社会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在社会架构中起着独特而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使命中，中国律师之价值追求还在于“维护人权、建设法治；制约权力、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弘扬诚信；倡导公平，实现正义”（赵大程语）。就整体生存环境而言，中国律师无法不具有商业气；但律师无论如何都不应有太重的商业气，更不能沦为追求金钱与利润的工具，否则也就与一般商人无异了。——律师职业之高贵，乃在于集政治使命、法律智慧、商业运作、文化品味于一体。均衡实现律师的法律、政治、商业、文化价值，是律师、律所乃至律师行业的正道。

 

就经济实力而言，主要以人力资本为追求利润基础的律师业，是绝对无法与以货币资本为实现利润基础的商人相提并论的。因此，如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律师业的主导方向，无疑将极大地降低律师这一行业应有之历史地位与社会地位；如果律师商人气过多过重，也不可避免地降低律师个人的品味与社会评价。欧美律师业发达国家，从事出庭业务的律师多不直接与客户讨价还价，这也是律师保持职业尊严的一种要求。如果律师私自收费、过度利用与客户的信息不对称甚至趁人之危高收费，则往往导致律师行业整体为某些律师个人的价格失范行为“买单”，严重者将导致中国律师地陷入公权力本能的打压与民意基础丧失的危险之中。

 

四、理性规制律师收费，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与律师职业发展规律

 

规范律师收费行为，在律师收费欲望膨胀的本能与客户乃至社会的容忍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律师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一平衡理应由市场规律与律师行业规则予以规制。在社会矛盾冲突激烈或律师行业自律乏力时，政府的适度介入也是必要的。笔者注意到，最新律师收费之规则中，都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似乎并不仅仅只是政府指导价。笔者有幸参与了北京市该项规定的立法论证工作，深切感受到民主法治进程在立法民主中的体现。如果这样的立法论证能够突破对法规条文本身科学性的修补，能对立法本身的成本与价值进行科学考量，则对于加强立法民主性与科学性的意义将更为深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律师收费的具体标准必须格外慎重，既要尊重市场规则，也要尊重律师业发展规律。

 

尊重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必须澄清对律师收费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片面认识，如：律师收费高得离谱、富得流油等等。律师收费是一种理性的市场行为，当事人不是傻子，律师价真太高就没有人请了。我们不排除有某些律师自我吹嘘欺骗当事人以求得高额律师费的，但现行律师惩戒制度中对此已有明确的处理办法。因此，律师是不可能偏离市场允许要求高价，即使看起来高也绝非“离谱”乃至“没谱”。据统计，2015年全国市场律师费收入约人民币500亿，律师逾30万余人，平均创收不过约20万，除去各项成本律师能拿到手的平均不过10万，这里还包括了律师所有的各项社会保障与福利在内。而且律师业同样存在一个“二八律”的问题，仅以北京而言，有逾三成的律师年创收不超过十万，只够勉强维持生活。所以，我们不排除有“富得流油”的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只能勉强达到社会中等水平而已。

 

尊重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必须充分尊重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价值。古罗马时起，医学与法学即被视为专业性最强的两门科学。中国目前律师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与公众对律师劳动价值的认可还远远不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情况稍好，中小城市中往往容易存在认为律师不过是“讼棍”甚至是通向权力的“掮客”甚至“皮条客”的极端认识。律师的专业服务往往体现为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智力成果，对于智力成果价值的认可度往往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在中国目前“权力主导型”的社会和经济大背景下，律师在诉讼和非诉领域专业服务的价值得到市场和官方的真正认可度还远远不够。

 

尊重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必须正确区分律师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公益行为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业行为。据统计，目前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律师辩护率不超过6%，有人将此归咎于“当事人请不起律师辩护”。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其一，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指定辩护的和因贫穷而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各国都属于一种为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质言之，都应是政府义务。律师牺牲时间和精力（律师的时间精力就是财富）承担这种义务，原本就是律师承担的公益行为。其二，目前刑事辩护率低，其主要原因绝非当事人请不起律师而是律师不愿意接刑事案件。为什么？因为刑事案件的风险、成本实在太高：《刑法》第306条随时“大刑伺候”，公安、检察机关的职业报复与法院的职业歧视比比皆是，而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律师费都是低廉的。律师以法律服务为养家糊口之道，律师的专业服务理应得到应有之回报，以公益性行为去要求甚至限制律师的商业性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

 

尊重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必须科学界定律师法律服务的成本、风险和价格构成特殊性。律师说到底是在“卖自己”，因为律师的法律服务具有极强的个体差异性与特殊性，这就使不同的律师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效果个体差异性很大，其法律服务价格也因此有天壤之别。律师不占有任何公共资源，律师的一切开支和成本都包括在律师费中：律师行业竞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要求律师必须不断自我充电、自我保护；作为最需要“打肿脸皮充胖子”的行业，律师必须保持超出生活必需的水准待人接物、维持各种社会关系；作为高风险行业的律师，时时面临着来自国家机关、当事人乃至媒体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律师被谩骂、殴打、被关押甚至被杀害时有耳闻……而同时，律师又在承担着诸如接待上访、协助处理群体性事件、普法等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解决纠纷的社会公共职能。某种意义上，律师只要醒着就在思考着、工作着，其工作强度与压力之大绝非一天八小时可以概括。对于律师看上去较高的项目收费，有声音说可以通过律师计时收费去解决。确实，计时收费适用于所有律师法律服务的项目，但有意无意间将计时收费作为规避律师诉讼收费限额的方式，无论对于计时收费这一方式还是律师法律服务应有之法治精神，都有百害而无一益。关键还在于律师收费标准的科学化。

 

尊重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必须保障律师业应有的法律服务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有人甚至称之为“律师主导型经济”。律师在经济生活中介入得越广、越深、越活跃，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规则和法治化程度完备的一种体现。然而我们注意到，许多理应由市场调节的行为，政府仍尽心尽力地管理着；许多本应由中介组织服务的领域，政府仍在任劳任怨地操劳着；许多本应由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领域，被不当地指定其他机构负责着……笔者坚信，随着民主法治进程和市场经济的日渐深入，中国社会必将日趋成熟。

 

律师收费事关这一行业的命运：收费行为的高尚与规范是中国律师提升行业地位保持职业尊严的必然要求，收费标准高低理应是市场规则与律师业发展规律之下律师与客户博弈的理性结果。律师行业理当自律，政府亦应给予社会必要的信任与宽容。 

阿呆注：附图为“李庄案”庭审时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场景。——只要这种场景存在，中国将永远无法摆脱“亚文革”的阴影。律师是公民的代理人、代言人，这个职业的权利与地位，就是民众的权利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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