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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成为富有鲜明特色的重要宗教。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民情风俗的角度而言，我们都应对佛教知识有正确和基本的了解。
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宗教派别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公认的世界宗教只有三种，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三大世界宗教中，起源最早的是佛教，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创立人名悉达多，姓乔达摩。因为他出身于释迦族，所以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这个尊称以后非常流行，以致他的本名很少被提及了。
每一种宗教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的古印度，存在着一百多个种族部落，相互之间发生连年不断的战争。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众多部落逐步联合成一二十个独立小国家，习惯上称为“十六大国”。
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发生着变化。古印度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主要以祭祀为业，其上层具有宗教特权，社会地位最高。刹帝利，主要以打仗为业，其上层掌握军事权利，社会地位仅次于婆罗门。吠舍，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其上层经济实力雄厚。首陀罗，主要从事农业和服务业工作，社会地位最低。在兼并战争中，一部分出身于刹帝利的武士崛起，上升为新兴的王族。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出身于吠舍的商业人士经济实力增强。这两部分人要扩大自己的权利，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然与高高在上的，极力维护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婆罗门祭祀贵族发生各种矛盾。
这些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就是代表刹帝利和吠舍利益的“沙门(出家者)思潮”兴起，并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各种沙门教派虽然在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反对婆罗门教奉行的“吠陀(婆罗门教的经典)天启”、“(由婆罗门祭司主持的)祭祀万能”和“婆罗门种姓至上”。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当时也是属于“沙门运动”中的一支。对于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婆罗门教而言，新兴的佛教是作为“异端”出现的。
释迦牟尼创教
释迦牟尼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66～486年。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其父是净饭王。当时的迦毗罗卫只是一个小部落国，位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提罗拉科特附近，今天还有城池遗址存在。
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去世较早，他由姨母抚养长大。少年时代，他接受婆罗门教的传统教育，学习《吠陀》经典和“五明”。《吠陀》是婆罗门教的圣典，“五明”指五种学问，即“声明”，音韵训诂之学；“巧明”，工艺技术之学；“医方明”，医药之学；“因明”，逻辑推理之学；“内明”，宗乘大意之学。后来他与觉饭王之女耶输陀罗结婚，生子罗喉罗。29岁时，由于看到每个人都要遭受生老病死等各种痛苦，他便离家外出，寻师访友，立志探索人生的解脱之道。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先是跟随两位哲学家学习，然后开始了长达6年的苦行生活。释迦牟尼为什么要苦行呢?这与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有关。当时人们认为，摩擦湿木头是不能生火的，摩擦干木头才能取火。同样的道理，人们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苦行生活，清除了身体中的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他逐渐减少饮食，后来7天才吃一顿饭。他穿鹿皮、树皮，晚上睡在鹿粪、牛粪上，有时还睡在荆棘上。
但是，6年之后，他身体消瘦，形同枯木，仍然没有发现什么人生的真理。他认识到苦行无助于解脱，就开始净身进食。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今印度的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冥想。经过7天7夜，他终于悟出了“四谛”，就是四个真理，真正成道觉悟，因而被称为“佛陀”，或简称“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35岁。
释迦牟尼成道之后，到鹿野苑(在今印度瓦腊纳西附近)为情陈如等5人讲说“四谛”的道理，由于从不同角度讲了3遍，佛教史上称为“三转法轮”。由于是释迦牟尼初次讲法，也称为“初转法轮”。情陈如等5人信仰了释迦牟尼的教义，成为首批僧侣，号称“五比丘”。至此，有了成道的释迦牟尼(佛)，有了他所证悟的真理(法)，又有了信徒(僧)，传统称为佛法僧“三宝”具足，标志着佛教真正建立。
此后45年，释迦牟尼主要在恒河流域中游一带传教。当时这一带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繁荣，沙门运动高涨，新兴的宗教团体和哲学派别大都在这里活动。释迦牟尼在传教过程中，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他有两个最重要的说法处所，一处是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南的祗园精舍，是拘萨罗国富商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布施的；一处是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竹林精舍，竹林是迦兰陀长者赠送的，精舍是频毗沙罗王出资建造的。
释迦牟尼每天的生活比较有规律：黎明起床，坐禅冥想，接近中午时外出乞食，有时在午饭前访问某些沙门。中午饭后，到聚落外的静寂处坐禅。黄昏时分，或为弟子说法，或到聚落里向俗人传教，一直持续到晚上。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巡游布道。雨季停止旅行3个月，称为“伐沙”(坐夏)。释迦牟尼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当时僧侣生活的缩影，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佛教僧团的一些修行生活规则。到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附近的娑罗林中逝世。
佛教基本教义
与其他世界宗教相比，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色彩浓重，具体表现之一，是典籍浩瀚，教义庞杂。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流传过程中，其经典逐渐增加，其教义不断丰富，许多思想和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说来，在释迦牟尼创教时就重点弘扬，并且被以后绝大多数佛教派别普遍接受，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一些学说，就成为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
释迦牟尼创教时最关心的，是解决人生的苦难问题，而不是某些不切实际的抽象理论问题。所以，佛教的基本教义，都是围绕解决现实人生痛苦的主题而展开。这是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下什么是“四谛”和“三法印”。
“四谛”学说形成于释迦牟尼创教时期，以后不断被充实完善。“谛”有“实在”、“真理”的含义，是印度各派哲学通用的概念。“四谛”也称“四圣谛”，意思是“四条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四谛概括了佛教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其内容是列举苦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苦的原因，指出消除苦的方法和途径，描述达到解脱的境界。
“苦谛”是列举苦的种类或表现形式，最常讲的是四苦和八苦。四苦是指生、老、病、死；八苦是在四苦之外再加上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五盛阴。在八苦中，前四种苦是讲人生的自然过程是苦；第五至第七种苦是讲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主观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苦。第八种苦是讲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苦。
“集谛”探索“苦”产生的根源。在佛教看来，人生之苦都是由贪欲、嗔恚、愚痴引起。特别是人们的种种渴求和欲望，人们的愚昧无知，会直接引起生死轮回之苦。
“灭谛”描述消除苦难之后的境界，即涅槃的妙乐境界。这是超脱生死轮回，达到解脱的最高境界。
“道谛”指出消除苦难、达到解脱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一般称为“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语言)、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谋生方式)、正精进(正确而不懈怠的修行)、正念(正确的忆念)、正定(正确的禅定)。
“三法印”指衡量是否是真正佛教教义的三条标准。即“诸行无常”——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诸法无我”——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各种因素和条件聚合)而形成，没有独立的实体和主宰者；“寂静涅槃”——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境界是永恒清净、没有烦恼的。（备注：后来小乘佛教把三法印改为了四法印，加上了“诸漏皆苦”这条。“诸漏皆苦”：众生的种种行为都有漏洞，不能真正积累下来，就像“竹篮打水”。财富、名声、地位、眷属，乃至于美貌、智慧等等一切。凡是因行为而得到的果报，可能是善报、好报，也可能是恶报、苦报，都不能恒常。因此，在暂时拥有的同时，这件事本身就是“苦”，无常皆苦，人生即苦。）如果符合这三条标准，就是真正的佛教思想。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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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名义集：“佛陀（浮屠）。大论云。秦言知者。法华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觉者、知者，对迷名知，对愚名觉。”[2] 正如季羡林所说：“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3]
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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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论述颇多，但专门涉及佛教的甚少，发现的仅有两处。一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谈到的：“辩证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具有辩证思维，另一处则是马克思对于一部佛学专著的关切和评定。1861年5月10日，马克思在伦敦致信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时提到：“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我和他在一起单独喝了两次酒，对我来说真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国的政论家、历史学家、史专家，著有《北六神话导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等著作。马克思称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书，全名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记述佛陀的生平与阐述南传佛教的纲要；第二卷阐述西藏的密宗。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义并明显赞美佛教的一个国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国出版的第一部佛学专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写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驱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说您是我们在柏林唯一怀念的人。” [5]
佛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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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宿命论
佛教否定宿命论，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培福德、修纤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所谓‘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惧谨慎！ [6]
缘起论
《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 [7]
反对自杀
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8]
反对末日邪说
佛非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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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身即法身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经文：“见佛性者。非众生也。”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说：“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淫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淫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而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
婴儿走七步
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出家降魔
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随顺世法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随顺世间故示如是。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无此事。我足清净犹如莲花。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离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淫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10]
依了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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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
法界一界是佛教了义的世界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譬如数学家能如实看清几何体形状，有些人就是看一辈子也看不清；又譬如色盲的人无法看清色盲测试图。所以同一法界，不同的人所见是不同的。正如《佛说不增不减经》所开示：“舍利弗，一切愚痴凡夫不如实知一法界故，不如实见一法界故起邪见心，谓众生界增，众生界减。舍利弗，如来在世，我诸弟子不起此见。若我灭后过五百岁，多有众生愚无智慧，于佛法中虽除须发，服三法衣，现沙门像，然其内无沙门德行。如是等辈，实非沙门自谓沙门，非佛弟子谓佛弟子，而自说言：‘我是沙门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减见。何以故？此诸众生以依如来不了义经，无慧眼故” [11] 。
与魔斗义
永嘉大师云：“圆顿教。没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和迷信违背科学者争，一定往生净土，诸佛菩萨必来迎，契合佛心故。譬如和上帝斗的布鲁诺菩萨。这就是我佛教的净土法门。菩萨行，净人间，与一切迷信者斗其乐无穷。正如《殊胜具戒经》所说：“尔时佛告诸善男子言。汝善男子。应共魔斗寻求圣位。若修行菩萨。成熟众生之时。先共邪魔斗战。令其变化相应善行。不求余师。是为法行！” [12]
平等义
无业无报义
大士。仁今已造极猛恶业。欲害如是天人大师。是业若熟当于何受。时文殊师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说。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极重恶业。而实不知于何处受。然舍利弗。如吾见者。当若化人幻业熟时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无心分别无有念想。一切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如汝意者实见剑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恶业可得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受果报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剑既无复无业报。谁造斯业谁受报者。而反问我受报处乎。舍利弗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是说。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见。实无有法业报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业无报。无业报熟故 [14]
无报恩义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说如是甚深义处。我于大士以何报恩。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报也。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报恩者。即为报也。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宁可无报恩乎。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报恩亦非不报。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义更作是说。文殊师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种种法。起种种见。行种种行。以作如是种种见行。是故念言我当报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无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终不言我念报恩。又复天子。不报恩者。如佛世尊宣说平等。谓一切法悉无所作。无有作处。皆入平等。无有转还。亦无超越。非自非他。无作不作。是故我为无报恩也 [14]
担当为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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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实践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的《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佛学思想。在他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最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他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慈禧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搜捕维新派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走。这时有人劝谭嗣同也赶快离开，但他态度十分镇静，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15]
念佛不忘救国
一天早晨，弘一法师在承天寺食堂用餐，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地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弟子们听着法师的话，也都泣不成声，悲痛异常。在这之后，他每有开讲，座位后面的墙壁上，都挂起一幅由其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后有跋语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讲演中，又往往触景生情，感时伤乱，勉励佛教徒们对国家、对民族应有爱护的热忱。 [16]
1939年（己卯年）农历9月初一，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大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大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大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大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大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大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大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17]
历史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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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称为原始佛教，这段时间称为原始佛教时期。
自佛陀入灭百年后起，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曾发生多次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
南传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后，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诸派向南传播，盛行于斯里兰卡，遍传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所传诵的三藏经典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属于巴利语系，故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巴利佛教。
南传佛教传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圣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故亦称上座部佛教。
汉传佛教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印度大陆的声闻佛教和菩萨乘佛教是同时传入东土的。除大乘经典外，中国现存的印度大陆各部派的声闻乘经典也很丰富。达摩祖师西来，曾赞叹“东土汉地，好一派大乘气象！”由于中华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根性，汉传佛教主流为菩萨乘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声闻佛教在汉地一直不如菩萨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后代，“汉传佛教”几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词。由于汉传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故也称为“汉语系佛教”。
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同，佛教一传入中国即开始的佛典翻译事业，是以皇室官方组织高僧，严谨制度下的书面系统翻译。随着汉明帝打开官方迎请佛教的大门，随后数百年间，天竺西域与中原两地传经、取经之高僧络绎不绝，如鸠摩罗什、真谛、法显等祖师菩萨。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之后都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证者无数，从教理研释证悟到民间百姓的广泛传弘，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渐转移到了中国，并进而传播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及我国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后则日趋没落而消亡了。中国翻译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统和完整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 [18]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 [19] 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 [20]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完整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回鹘佛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内容。这些文献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许多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21]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印度贵霜皇朝时代梵语势力范围曾覆盖此地）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 [22]
汉传八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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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于少室山阴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义帝为佛陀禅师修建，敕就少室山为佛陀立寺。萨提达摩来此，于寺凝修壁观，建立禅宗，历代屡次重修。禅宗传承以达摩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于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题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匡救寺，位于河北成安县，禅宗二祖慧可说法之处，相传达摩曾在此为二祖说法。
“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简称，意译为修习方法，禅宗以“禅”概括佛教的修行实践，“静虑”。禅原本是佛教普遍奉行的一种故而得名。禅宗是中国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发展最成熟的一个宗派。
天台宗
三论宗
法相宗
华严宗
律宗
密宗
净土宗
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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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有多个版本，比如乾隆藏、嘉兴藏等。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其主要内容涉及佛教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诗学、文学、医学、天文学等
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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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文学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绘画和音乐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既、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27]
随顺国王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之士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五分中：“虽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谓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也。非我所制，余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或结合不同民族之具体情况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义。无怪乎，马克思、恩格斯说佛法是辩证法。纳丹（新加坡总统）：“我对于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
语言和文字
赵朴初这样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们中国汉语的大量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忽然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梁启超先生曾统计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汇一个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博大精深，灿烂缤纷的佛教词汇充实，就没有中国汉语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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